一、口腔白斑的動物模型研究
由於免疫組化等新技術的普及，對既往的人組織切片行回顧性研究已成可能。然而在口腔白斑的實驗研究(尤其是動態觀察)中，動物模型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長期以來，不少學者采用松節油、煙草、致癌劑等化學方法；溫度刺激、局部創傷等物理方法；白念菌感染等生物學方法進行了大量探索，以求尋找和建立操作簡捷、結果穩定、與人體組織相似性好的動物模型。
1. 9、10-二甲基苯丙蒽(dimethylbenzanthracene, DMBA)誘導的金地鼠頰囊粘膜白斑是迄今最經典的模型。1954年Salley［2］首次誘導成功後，半個多世紀中對DMBA誘導方法的標准化、病理學變化特征及其規律，上皮異常增生與癌變關系，以及與人粘膜上皮異常增生特征比較等方面的研究，使該模型日臻完善。近年來通過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5-溴-2-脫氧尿嘧啶(BrdU)等免疫組化檢測和電鏡等形態學綜合觀察，發現該模型在“正常上皮→異常增生(輕度→中度→重度)→原位癌”的清晰時間變化序列中，PCNA的陽性細胞率有動態上升趨勢；電鏡反映細胞內線粒體增多、核仁增大、核分裂象增多、基底細胞偽足樣突起也隨上皮細胞異常增生程度加重而加劇。說明該模型顯示的“白斑癌變”具有細胞動力學基礎［3］。
2.4-硝基喹啉-1-氧化物(4-nitroquino-line-1-oxide, 4NQO)飲水誘發大鼠舌粘膜白斑是近年研究較多的模型［4］。我院一項研究中用0.002% 4NQO水溶液喂養SD大鼠，作舌背粘膜組織學觀察。9周時，輕中度上皮異常增生占20%；13周時，上皮異常增生為100%(其中輕、中度66.6%，重度33.3%)；16周時，有44.4%出現原位癌。肉眼觀察該模型9周後有粘膜白斑出現。由於該模型避免了金黃地鼠頰囊與人口腔解剖結構差別較大的缺陷，誘癌操作方法比金黃地鼠頰囊塗擦法簡便，加上舌背部位較頰囊暴露容易觀察等優點，有望成為更理想的白斑模型。
二、人類口腔白斑的細胞株研究
建立人類口腔白斑細胞株是白斑實驗研究中的一種大膽設想。因為與以實驗動物為材料的口腔白斑相比，前者更具有直接性和說服力。同時，以細胞株為材料的實驗研究，具有條件易控，干預因素單純等體外實驗的優越性，因而成為重要的探索目標。英國學者Sidney等［5］在1992年成功地建立了一株人的發育異常的口腔角化細胞株(displastic oral keratinocyte, DOK),已傳代150多代。經證實，該細胞株的病理學和生物學特性確實與白斑相同。鑒於白斑是一個臨床與組織病理混合的概念，因此確切地判定白斑細胞是很困難的。所以具有口腔白斑主要病理特征的異常發育的上皮細胞株可以被認為是研究口腔白斑的合適對象。DOK在探討煙草、病毒、槟榔等致癌因素的作用機制以及其他與白斑有關的實驗研究方面可以發揮作用。
三、白斑癌變機制的研究
口腔白斑癌變機制錯綜復雜，雖有大量文獻報道，但迄今為止仍無一家學說能夠完整明了地闡述。我國自上一個十年開展全國性大面積流行病學調查以來，普遍認為白斑癌變與理化因素長期作用，致癌劑損傷，遺傳物質以及免疫功能不全有關［6］。近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又從微生物學、微環境學、細胞動力學和分子生物學的不同角度和層次，對白斑癌變機制更加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1.白斑與念珠菌感染的密切關系早在70年代被發現。Cawson Renstrup，許國祺等分別報道白斑患者伴有念珠菌感染的比例達10.8%～35.6%［6］。現有人提出采用DNA指紋(fingerprinting)技術，對白念作出准確的遺傳型鑒定不僅可能［7］，而且對進一步闡明白色念珠菌在引發白斑及其癌變中的作用機理有積極意義。
人類乳頭狀病毒(HPV)DNA和口腔癌前病變的關系也有闡述，發現HPV16、HPV6、HPV2 DNA與口腔白斑關系密切，部分扁平苔藓為HPV6、HPV11、PHV16、HPV18陽性［8，9］。除此之外，EBV與癌前病變或口腔癌亦有密切關系。Cruz等研究發現口腔癌中EBV的檢出率為100%，在癌前損害中為77.8%，而在正常口腔粘膜中僅為8.3%。說明在口腔癌和癌前損害組織中EBV檢出率明顯高於正常組織，Cruz等認為與患者的免疫功能低下密切相關［10］。
2.微環境因素是腫瘤發生學中越來越受到重視的領域之一。由癌前病變漸變為癌及腫瘤形成後的發展、轉移過程中，血管生成(angiogenesis)起著關鍵作用。Folkman等［11］在轉基因鼠胰島由正常→異常增生→腫瘤的多階段過程中發現，腫瘤發生早期即有新生血管形成，李龍江，溫玉明［12］對DMBA誘發的金地鼠頰囊癌變過程的動態觀察也發現相同結果。我院近年來在“金黃地鼠頰囊癌演變過程中血管生成的觀察研究”實驗中，采用樹脂血管鑄型、墨汁血管灌注、圖像分析和α平滑肌動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13］免疫組化測定等多種方法聯合觀察，結果發現在塗DMBA 5～7周和8～9周時，即白斑生成和白斑癌變期間，血管密度和血管面積密度值持續上升，顯示了旺盛的血管生成活性。而α-SMA則隨接觸致癌劑時間的延長和病變由輕、中、重度異常增生演變為癌呈漸進性遞減，提示白斑癌變過程中不僅有血管數量和空間構形的變化，而且有血管肌上皮細胞分化差等質的變化。
3.細胞動力學是腫瘤發生機理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另一領域。細胞周期包括G1、S、G2、M、G0等期，正常的細胞增殖和分化受到生理機制調節。研究發現，增殖失控、分化受阻是腫瘤細胞區別於正常細胞的基本特征。周曾同等近年對金黃地鼠頰囊癌前病變細胞動力學的研究［7］中，采用抗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和5-溴-2-脫氧尿嘧啶(BrdU)測定，發現此兩項能敏感反映細胞增殖周期中DNA合成活躍程度的免疫組化指標，與光鏡觀察的粘膜上皮由正常→各級異常增生→原位癌變動趨勢呈正相關，並與肉眼觀察的粘膜白斑癌變過程吻合，反映出白斑癌變過程的細胞異常增殖本質。此外還有人以LSAB法，用細胞周期素(cyclin D1)等多克隆抗體作80例石蠟標本的回顧性免疫組化測定，發現正常或單純增生組織中cyclin D1陽性率低下，隨異常增生的加重陽性率上升可達40%，至浸潤癌達50%。
4.分子生物學大量研究證實，腫瘤是基因的疾病。白斑癌變概莫能外。雖然目前分子生物學技術在白斑癌變機理的研究中尚處於起步階段，所得結果還遠不能完整系統地闡明分子機理，但它畢竟為更深層次揭示白斑癌變的本質提供了有力手段。隨著聚合酶鏈反應(PCR)、原位雜交(ISH)等技術的廣泛應用和免疫組化方法的不斷改進，已經發現與白斑癌變有關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包括Ha-ras、c-myc、bcl-2、C-erbB-1、nm23、Rb等。p53、p16、p21、K10、K13等基因表達產物和基底膜蛋白(LN、FN等)以及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及其受體fLK-1、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等多種細胞因子，均發現與白斑癌變有關。例如，有研究發現EGFR及其調節基因C-erbB-1在單純增生的上皮中EGFR中度表達；在異常增生的上皮中高度表達，可見C-erbB-1基因和EGFR在口腔粘膜惡變過程中發揮潛在作用。又如，近二三年來，染色體雜合性的喪失(loss of heterozygosity, LOH)與口腔癌及癌前病變發生和發展的關系受到了密切關注。研究發現在正常口腔粘膜中，不存在LOH或等位基因的不平衡；在良性增生組織中LOH高頻率見於9p21、3p21、17p31；在口腔癌前病變中LOH高頻率見於Tp53、DCC、3p21.3～22.1、3p12.1～13、3p13～21.1、3p21.3～25、3p25；在口腔癌中LOH高頻率見於3P、8pter-21.1、9P、11q、13q、17p21。上述結果提示遺傳畸變或等位基因不平衡是口腔癌前病變和口腔癌發生的早期事件，它們的發生是由於LOH中含有癌基因或抑癌基因。
5.細胞凋亡理論和端粒酶檢測使白斑癌變的分子機理研究更深一步。細胞凋亡(apoptosis)也稱為程序性細胞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是細胞衰老死亡過程的主要形式，也是體內細胞的生理性調節過程。倘若某些基因發生變異，則可能導致細胞凋亡受阻，從而導致腫瘤或癌前病變的發生。野生型p53基因是一個重要的抑癌基因，它可引起細胞的程序性死亡，對維持組織平衡及正常細胞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假使p53基因發生突變，則可使細胞發生無限增殖，從而導致腫瘤及癌前病變的發生。Nishioda等研究發現在口腔粘膜白斑中，10%(2/20)顯現與p53抑癌基因的突變相關［9］，而p53抑癌基因的突變直接影響細胞的凋亡過程，從而導致細胞的增殖和口腔粘膜白斑的發生。影響細胞凋亡的常見癌基因還有c-myc、bcl-2和Bax。其中，c-myc具有雙向作用，它既可促進凋亡，亦可抑制凋亡，其作用視功能狀況而定。bcl-2抑制細胞凋亡，而Bax是重要的促進細胞凋亡的基因。有研究發現，在白斑癌變過程中，隨細胞惡性程度增高，Bax的蛋白表達呈遞減趨勢。端粒是真核生物線性染色體末端一種特殊的異質結構，端粒DNA決定了細胞的壽命，並與細胞的自然凋亡與癌變密切相關。而端粒長度的持續需要端粒酶的激活，所以端粒酶的活力對於永生細胞的無限增殖能力是必須的。研究證實大部分腫瘤細胞都呈端粒酶陽性，部分口腔白斑(38%)也呈端粒酶陽性，而正常人體組織均無表達。提示端粒酶活性及端粒功能狀態與白斑癌變密切相關［14］。
